伊朗停止向所有欧盟成员国出口石油和天然气

(参见郑开，第47－50页)那么哪种说法更有说服力呢?美国学者孟旦(Donald J.Munro)从字形上判断二者是一个字，其说:甲骨文图形‘图片和‘图片与西周的‘德字在字形上和意义上都有可能联系起来。

[95]《论语注疏·阳货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525页。《关雎》其诗，描写了淑女对君子的情感：从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之哀，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之乐。

[50]朱熹：《论语集注·述而》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93页。[84]朱熹：《诗集传·卫风·硕人》，第36页。[19]《论语注疏·述而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481页。至于礼乐所指的是否文本文献，存疑。（一）中国经典诠释学的任务 当然，中国古代没有hermeneutics这个名目。

[108]《论语注疏·述而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482页。[56]《论语注疏·为政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462页。44 《梁书》卷四八《儒林传》，第663页。

49 李鼎祚：《周易集解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6年，第131页。19 《三国志·魏书》卷四《齐王纪》，第119页。21 [日]古胜隆一：《论南北朝之释奠》，见氏著《汉唐注疏写本研究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21年，第122-128页。只是他把高座的地点放在了自家的正堂【46】，而非佛寺。

而儒家南朝以后之义疏学，亦汉晋解经学与佛教义疏学激荡之结果。【28】侍讲、执经需要有对经典的全面把握，而擿句则以辩难为主，专门处理经典中的某个问题。

至于董仲舒，孝景时为博士。虽说经学作为那时的基本修养，上述任何一人都足以对经典讲解一二，但称为专家者仍属袁宏、车胤。汉武帝时设立五经博士，一经又不断地分化出众家，博士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，其讲论的场域，也成为师法、经说竞争的集中地。……遵明以前，讲者皆不持经书，故须都讲诵书也。

此疏既可指行政文本的奏疏，也可泛指平时的速记。下面我们就考察一下南北朝皇家之讲经，此部分最初的仪制受佛教的影响比较小，可以对比出儒佛之交涉。又袁粲、何承天（国子博士）、颜延之、徐勉、张充（国子祭酒）等皆曾担任执经，可知执经须专通经学之士。讲礼，苞讲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诸生朝听，晚听苞也。

而世俗士子又向他们学习。业即经本，执经就意味着有疑问、待教育。

38宅邸的开馆，不仅仅是自家子弟，也包括非本族的爱好学习的诸生。28 《陈书》卷三六《新安王固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2年，第498页。

【34】 按《后汉书·桓郁传》本注谓帝自制《五家要说章句》，令郁校定于宣明殿，可见此书以汉明帝的意思为主，而成于桓郁之手。25《魏书》卷五五《刘廞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7年，第1342页。33 郭永吉：《帝王学礼：自汉至隋皇帝与皇太子经学教育礼制研究》，第193-196页。佛教讲经，在印度有其传统，及到中国，义学僧人讲经，须以其仪轨与中国固有之讲经仪轨相格量。谢安居权力中枢，德高望重，又是这次讲经的组织者，故以侍坐的名义在场。事实上，佛教解释体裁的疏具有双层含义：以物质形态而言，疏含有文稿的意思，可以指涉解经者在经典之外撰就的解释性文稿。

考虑彼时床为最常见之坐具，高座之设置，不过是于聚会空间中单独设立一张较高的床而已，在当时的士人层面，亦没有接受的难度。那么经师在解说佛经时，即于佛经之外条分缕析地加以申说，此即疏条其事而言之，所以称疏。

同时，佛经整体的结构复杂，也需要一一说明，乃有科判之学，科判也与条分有关，因之亦称疏。《汉书》卷九二《原涉传》：宾客争问所当得，涉乃侧席而坐，削牍为疏，具记衣被棺木，下至饭含之物，分付诸客。

【22】可见执经有讲解的意思。46 引文中所谓听事，本指官署的正堂，此处的背景是其家宅，故当为其家之正堂。

及至晋代，世族多崇尚清谈，而重视经学显然不如前代之众。佛教要处理生死问题，而汉地的事死礼俗，必然要讨论《丧服》。【44】 瓦官寺在建康城西南，临秦淮河，具体位置可见郭湖生《台城辩》【45】。最近樊波成撰《讲义与讲疏——中古义疏的名实与源流》一文，条分缕析，探讨义疏学纲要型义疏与章句学义疏各自的发展源流，颇见功力【1】。

据研究，六朝隋唐时的高座当为一方框形的高床榻【48】。《文心雕龙·奏启》称：自汉以来，奏事或称‘上疏，儒雅继踵，殊采可观。

16 圣凯：《论唐代的讲经仪轨》，《敦煌学辑刊》2001年第2期。这些在汉初的讲学群体中也存在。

学者由是颇能言《尚书》【10】。而其科段、名相，自是印度家法。

孔子祛、朱异等是梁武帝义疏撰作班子的核心成员，在士林馆执经也必然讲授梁武帝的义疏。于是侍郎钟会退论次焉。陛下既垂心远鉴，考详古昔，又发德音，赞明少康之美，使显于千载之上，宜录以成篇，永垂于后。是故，所谓独，就有一种学术与政治分离的意味。

纵有可采，亿则屡中，又不足贵，无乃致笑后贤，彰吾暗昧乎。摄齐升堂，抠衣即席，对扬天人，开辟大训。

范晔作《后汉书》，专辟《逸民列传》，所载人物虽覆盖东汉一代，但其问题意识，与东汉末年以来逸民成为一个重要群体和现象有关。他既可以研究儒家经典，亦可以研究道家、佛教经典。

把胡宝国的这种观察与陈壁生对郑玄经学转向的判断结合起来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经学转变的连续图景。如此一来，佛教讲经的仪轨以及佛教经典的诠释方式（如科段、名相等）即对儒家讲经产生了影响。